重罪作者

但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有争论的是，第30条第1款的条件是不是这样：教唆未遂涉及的犯罪必须是在要求人或者被要求人的人身上作为重罪才具有刑事可罚性？这个问题只能出现在第28条所提出的不同刑罚范围，部分处于重罪范围之中，部分处于轻罪范围之中的情况下。一个例子是，例如，职务中的逼供（第343条），这作为强制的加重案件是重罪，同时，第240条仅仅是轻罪。如果一个非***徒劳地要求一个***进行逼供时，那么，根据第30条第1款，这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

以法定刑为标准，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与违警罪，始于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迄今为止，仍有许多**的刑法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或者还加上一类违警罪。我国刑法没有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但理论上仍然可以对犯罪做出这种分类。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首且“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也暗示了可以从理论上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区分重罪与轻罪应以法定刑为标准，而不宜以现实犯罪的轻重为标准。但理论上与实践上对区分重罪与轻罪标准形成共识的时机并未成熟。从刑法的许多相关**来看（参见刑法第7条、第72条），可以考虑将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称为重罪，其他犯罪则为轻罪。

在潜在的共同实行人努力要达成一个重罪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却没有未达成的时候，未遂的约定就经常发生。未遂的约定本身是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这个结论是这样得出的：从1943年到1953年有效的“进入认真的协商”的刑事可罚性意味着一种实际的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然而，这种刑事可罚性已经取消了。当然，在失败的重罪协定中经常存在着未遂的教唆，或者存在着愿意实施重罪的声明，它们应当根据对此有效的规则加以惩罚。

因此，这个区分法在这里根据的仅仅是法律**的刑罚威胁，而不是实际判处的刑罚。在取消了重罪监禁刑和关押刑的区别之后（第4节，边码31以下），在可以适用的情况下，重罪也可以受罚金刑的惩罚（参见边码10）。因此，现在的区分法在原则上，已经不再与刑罚的不同种类的联系了。虽然，在重罪是典型的更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个意义上，重罪和轻罪之间总是存在一件质上的区别，但是，在具体案件中，一个重罪（例如，第249条的抢劫，夺取价值轻微的物品）可完全不如一个轻罪（例如，第263条的诡诈的百万诈骗，或者第224条第1数的危险的身体伤割那么严重。在这里，法定的区分法在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今天都完全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一要敢于担当。必须切实提高**站位，奋力做优做强刑事检察业务。案件质量是重罪检察工作的生命线，要围绕质量**年，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案件质量，全链条办好重罪案件，实现客观公正。要确保重罪案件质量，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行以客观证据为先导的审查模式和亲历性证据复核方法，推进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工作统筹、协调发展，促进提升办案质效。

其一，教唆未遂针对的是重罪，本款所处罚的预备必然是重罪的预备。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一般性地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将处罚教咬未遂限制在重罪上，也算是给处罚预备提供了一种正当性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