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与国学的渊源,还是得益于家学影响。于丹父亲是一位在国学上颇有造诣的学者,从小就给于丹播下了国学的种子,自然也有《论语》。于丹说她七岁读《论语》,这个说法还是可信的。至于能不能讲好《论语》,这就另当别论了。于丹后来从事文化传播事业,成为了北师大教授。于丹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影响力,让她收到了《百家讲坛》的诚挚邀请,主讲的正是《于丹论语心得》。当年整个黄金周,电视台都是在播于丹端着肩膀讲国学。结果可想而知,于丹彻底火了。
我们若分析朱熹这段注释的意义,则需要从儒家道德说起。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仁”,“仁”的始发点则是“孝”。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论语》的主旨就是教人做君子。古代文人多读《论语》,甚至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并不理想,虽然出现了很多品行卓著的谦谦君子,但是也不乏道德败坏的伪善之人。为什么在做人方面差别那么大呢?现代学者认为原因在于没有把理论落实到行动上,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钱穆说,“一部《论语》,重要教人并不在知识或理论上”,而是“要在做人一事上扣紧”。刘毓庆《论语绎解》也认为,“《论语》是一部教人如何做人的书”。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把理论落实到行动上呢?
郭少强老师紧跟学校“国学进校园”的文化理念,在教师队伍中,他利用“好读书协会”,引导各读书协会会员集体观看电视剧《孔子》,到曲阜参观孔府、孔庙,感受《论语》的时代背景和孔子成长历程。组织“共读一本书——《论语》”活动,**每月的专题学习内容,有效指导协会教师会员自学;每月以小组为单位,围绕当月学习内容,展开讨论交流;学期末,组织《论语》微课展示,全员的学习和交流不断锤炼着学校教师的阅读品格。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据考证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是首部语录体著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修身、**、伦理、道德及教育等思想。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现代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首创语录体,且具有典范性。《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名言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而传诵,是现代人研究孔子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但是,不难发现,于丹老师讲解《论语》的时候,是加入了自己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她不够客观的阐述《论语》,这也导致了大家以为论语都是一些鸡汤类型的鼓励,其实这都是于丹老师自己的鸡汤鼓励。
孔子说《诗经》思想纯正,不仅是指《诗经》内容思想健康、纯粹无邪,更多的是指其符合周礼和儒*的基本原则,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要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曾经对儿子伯鱼教导说“不学《诗》,无以立”。同时,当时各国都有大量的诗歌,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就有****首之多,后来孔子对其进行了收集整理,形成了更符合儒*伦理规范的《诗经》。各国也都进行过较为普遍的诗教,诗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流的共同理念和交际工具。所以,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也说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诗经》在当时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