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马尔萨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位生态思想家,这与被标记为反生态的经典马克思**理论传统(主要是反对马尔萨斯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即便是像特德·本顿这样一些生态****者,也会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认识论中的保守**错误地作出了乌托邦式的过度反应”,这使他们轻视(或拒绝)“任何最终的人口自然限制”和实际的总体限制。面对马尔萨斯的自然限制论,我们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普罗米修斯**”——即对于技术克服所有生态障碍的能力的盲目崇信——予以回应。[1]
黑格尔和马克思当然都知道农业依赖于自然过程,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一点与农业是一种赋形活动的观点相矛盾。抱持着必然如此的执着态度,本顿将赋形活动明确指代为创造物质产品的工作。正如我所强调的,这是对于这一概念的保读。无论是对黑格尔还是对马克思来说,农之业都是“赋形的”,因为凭借农业,我们于自然中实现自己的意图。它3包含着人类出于自己的目的对自然环境和进程的掌控。
本顿认为,农业是另一种不符合他所归于马克思的生产**模式的情况。耕作的产品不是产生于对对象的塑造,而是从耕地中自行生长出来。“人类劳动并没有带来种子向植物、谷物的转变,但却保证了使其自身发生有机转变的最佳条件。可以将此与木匠使用工具改变一块木材的形状相对比。”他认为,农业根本来说是“一种维持、调节和再生产而非进行改造的劳动”。
雅各布·里斯-莫格、马克·詹金森、迈克尔·法布里坎特、斯科特·本顿和克里斯·布莱恩特正在排队观看鲍里斯的表演。
当生产活动得到发展,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主体和对象也相应产生变化。这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主题,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它。但它被本顿、哈贝马斯、哈特和奈格里及其他许多学者所忽视。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我们与自然不再仅仅是给定的关系,我们不再完全依赖于直接呈现的偶然事件,而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积极安排规划自然环境。因此,我们开始了从对自然的偶然性的消极依赖中**自身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