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历法也是利玛窦等教士赖以在中国立定脚跟的重要工具。明末修历虽然主要是利玛窦死后,由徐光启在崇祯年间主持的,但利玛窦身前即已修历作为申请在北京居留的一个借口。万历皇帝也是因为地图,历算知识、还有常常需要修理的西洋乐器及自鸣钟等,而默许传教士居留北京的。这种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使以传教士和士大夫为中介的中西文明的和平对话成为可能。
在利玛窦所处的时代,阿奎那人学思想是CatholicChurch建构、诠释关于人的教||义的重要理论体系,从利玛窦对“灵魂不灭大异禽兽”问题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经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利玛窦不仅十分熟悉这一理论体系,而且具有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驾驭、使用这一理论体系的高超技能。
利玛窦在“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中,以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为武器,对“中士”悲观**的生命观和灵魂观予以修正。利玛窦运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对阿奎那的灵魂-身体关系学说、理智学说以及实体类型学说加以阐释,为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但是,即使罗明坚把所知道的中文语法短时间内全部交给了利玛窦,利玛窦一开始还是有记忆汉字的困难。1583-1588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了一本融合葡萄牙语,汉字和罗马语体的词典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本词典(葡汉词典)是传教士运用欧式教学工具,把汉语作为传教工作的共有资源,也是服务于新老传教士的初次系统尝试。
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神甫。当时,利玛窦在南京传教,他的住宅成为士大夫们趋之若骛之处。他们讨论的内容即有人性、道德等**问题,又有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问题,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友为莫大光荣。这一年,徐光启正好在南京,二人“邂逅留都”,听了利玛窦的言论后,徐光启久久低头沉思,认为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