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曾有他毁坏壁画之传言,使其敦煌之行毁誉参半。张大千并不避讳毁坏壁画之事,在他的《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当时张大千在敦煌第20号窟临摹一幅五代壁画,偶然看见右下角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张大千与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早已风化的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当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后,吩咐弟子将外层剥落,果然下面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1944年正月初一,张大千在成都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此后,他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完成约20万字的《敦煌石窟记》,提出将敦煌石窟收归国有,加强管理和保护的建议,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西北沙漠中屹立千年的艺术瑰宝而感叹。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艺术家张大千临走时,曾跟常书鸿开玩笑:“留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曾经那个在法国谈天说地、喝着咖啡的风雅艺术家常书鸿望着破败的敦煌说道,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
在敦煌期间,张大千白天在石窟中苦苦面壁临摹,晚上在破庙中默默挑灯画作,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与子侄门人一边临摹壁画,探索艺术;一边整理文物,给洞窟编号。1942年,张大千赴塔尔寺访藏画师,请教大幅画布制作工艺,后带五名藏画师再返敦煌继续临摹壁画,并致函谢稚柳请其前来协助。岁末,他与谢稚柳等离莫高窟赴千佛洞考察,并为之编号。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成立。筹委会主任常书鸿抵达敦煌。5月1日,张大千离莫高窟赴榆林窟,在榆林窟临摹月余。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11月返回成都。敦煌之行共临摹壁画276幅,为309个石窟编号,前后历时两年七个月。
敦煌是一个宏伟的艺术宝库,张大千在这里汲取了巨大营养。敦煌的色彩、敦煌的气势、敦煌的庄严,极大改变了张大千绘画的面貌。自此,张大千超脱出传统文人画的个体性表达,转而关注更为广大的世界,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加绚丽大气的境界,作品内容也从过去摹仿为主向自我创作转变,这为他后期气势撼人的泼墨泼彩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