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人小说

在潜在的共同实行人努力要达成一个重罪协定，但是，这个协定却没有未达成的时候，未遂的约定就经常发生。未遂的约定本身是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这个结论是这样得出的：从1943年到1953年有效的“进入认真的协商”的刑事可罚性意味着一种实际的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然而，这种刑事可罚性已经取消了。当然，在失败的重罪协定中经常存在着未遂的教唆，或者存在着愿意实施重罪的声明，它们应当根据对此有效的规则加以惩罚。

但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有争论的是，第30条第1款的条件是不是这样：教唆未遂涉及的犯罪必须是在要求人或者被要求人的人身上作为重罪才具有刑事可罚性？这个问题只能出现在第28条所提出的不同刑罚范围，部分处于重罪范围之中，部分处于轻罪范围之中的情况下。一个例子是，例如，职务中的逼供（第343条），这作为强制的加重案件是重罪，同时，第240条仅仅是轻罪。如果一个非***徒劳地要求一个***进行逼供时，那么，根据第30条第1款，这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

以法定刑为标准，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与违警罪，始于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迄今为止，仍有许多**的刑法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或者还加上一类违警罪。我国刑法没有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但理论上仍然可以对犯罪做出这种分类。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首且“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也暗示了可以从理论上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区分重罪与轻罪应以法定刑为标准，而不宜以现实犯罪的轻重为标准。但理论上与实践上对区分重罪与轻罪标准形成共识的时机并未成熟。从刑法的许多相关**来看（参见刑法第7条、第72条），可以考虑将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称为重罪，其他犯罪则为轻罪。

人们今天已经承认,第30条不是根据分则**的方式形成的**的行为构成,而是一种限制在重罪（Verbrechen）上的刑罚扩展的根据，不仅根据的是法律上的分类，而且也在体系性观点下属于《德国刑法典》的总则。参加人与未遂已经是刑罚扩展的根据，因为它们将刑事可罚性扩展得超出了原本行为构成实现的范围。与此相反，在第30条中**的那些未遂的参加人与约定，包含了一种扩大的刑罚扩展，其中，刑事可罚性在重罪上扩展到一些在时间上存在于参加人、共同实行人或者是实现行为构成的未遂之前的举止行为方式上。

32这种状况描述的是这样的案件：这个连锁教唆人成功地确定了这个中间人成为一个对犯罪要求进行考虑的实行人，但是，这个人却拒绝了或者出于其他理由而没有推进到未遂。这种案件比在边码31中处理的案件具有更高等级的刑罚需要性；因为这个要求人在第一个要求中没有失败，所以她就更接近实现这个重罪了。正确的方式是，人们在这样一个的案件中，不是由于对未遂教唆的教唆（第26条，第30条第1款），而是直接由于对相应的重罪行为构成的未遂的教唆来进行惩罚的。这样，就像对教唆的教唆是作为对主要构成行为的教唆来进行惩罚一样（第26节，边码176），对未遂教唆的教唆，在结果上就是一种未遂的教唆。

其一，教唆未遂针对的是重罪，本款所处罚的预备必然是重罪的预备。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一般性地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将处罚教咬未遂限制在重罪上，也算是给处罚预备提供了一种正当性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