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只做自己喜欢的选题,每一期的选题跳跃性确实非常大,从“自主出版”到“博物志”、从“颠覆童年”到“东京”……所以当然,你完全可以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某期,反正我中意的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但是,这种稳妥的编纂体例可能并不适用于书写中国古代博物学史,究其根源: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博物学家和博物典籍。以张华《博物志》为代表的所谓“博物”典籍,与现代博物学不能等同,因此,以它们为核心材料写就的博物学史可能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二,材料导致错觉。若依托“博物”典籍写博物学史,先秦可以找到《山海经》《穆天子传》,魏晋又有《博物志》《神异经》等,但汉代却找不到此类典籍,于是便会作出“汉代博物传统被压抑”之类判断。朱文便持此论断,并归咎于汉代经学对博物学的抑制。但博物学旨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显然不会在某一时期突然中断,经学与博物学也并不对立。仅就汉代探索西域而言,就有大量异域物种引入,需对其进行定名、分类等。显然,认为汉代没有博物学,是被并不等同于现代博物学的所谓“博物”典籍误导了。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创业志——深港青年创业阅读分享会”、深港流行文化谈、“艺无止境——深港艺术馆博物馆发展共谈”“文学的未来——文学新锐谈”将陆续与读者见面。此外,“合颜悦设——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装帧设计分享展”和“从文献看香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深圳图书馆馆藏香港文献展”也将在读书月期间举办,探讨阅读在不同领域对双城人们生活的影响,将阅读融入生活的各个细节,让阅读无处不在。
佩西和白馥兰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讨论了世界各地多种文化中心的技术贡献,其中自然包含一些博物层面的内容,不能说它们都来自西方。实际上《什么是科学》中又多次提及“中国古代缺少数理实验科学,但不缺乏自然志”(第272页),还给出许多例子,而“自然志”就是国盛意义上的博物学。于是,前后联系起来考虑,逻辑上就显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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