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就让王亚樵到上海老饭店会面。到那里咱可和他边谈边吃,相信这种人见了杜爷的酒,定会高兴得不知东南西北。”张啸林感到现在只有此法可行。于是杜月笙就派黑头阿三去安徽会馆,给等在那里的王亚樵送了一封回函。确定当天下午3时,在上海老饭店会面。
“杜爷,莫慌。”张啸林反而显得比杜月笙沉着。尽管他出的主意非但没镇住对方,反而惹事生非,让杜月笙又陷进无法自拔的困境。但他仍不慌不忙地进言说:“王亚樵的信不必在意,他决不是为一艘船和一条人命在发难,他是想当大上海的老大,所以才无事生非找我们的麻烦。既然王亚樵不知轻重,还敢说要你杜老板亲自去他的会馆赔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依我看,索性动用咱们上海青红帮全部人马,和王亚樵决一死战,咱青红帮的人就是杀得个人仰马翻,也定要把王亚樵的气焰打下去!”
《创修山东会馆碑记》中提到的汪懋琨,字瑶廷,山东历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任上海知县。他撰有《新建山东会馆记》曰:“道光之季,粤匪东窜,咸丰庚申,苏郡失陷,上海婴城固守,发逆屡来窥伺,干戈扰攘,城西悉成战场,吾乡之商于斯、旅于斯者,皆避难航海而归,是地遂任其荒废,无复过问者。”
杜月笙作梦也没想到他在上海称雄数十年,如今竟在一个安徽人王亚樵面前一连跌了几个跟斗。他不但因“江安号”惹出了人命,而且又轻信张啸林的主意,派出刺客杀手潜入安徽会馆。万没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刺客都成了王亚樵手中的人质,无疑这是授人以柄。想起自己多年在上海一言九鼎的威风,再回头看看他和王亚樵几个回合的交锋,深感他非但理不在手中,而且随时可能被安徽斧头帮的首领置于无法自拔的尴尬之地。再想王亚樵信中所说三个条件,那分明是逼他妥协和投降。杜月笙想到自己越来越被动的处境,不禁从心里对王亚樵害起怕来。
作为上海开埠前最强大的行业组织和各会馆公所之首,见证了上海沙船业的发展历史,记载了上海航运的发展和厚重的历史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商船会馆被定为上海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