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当时的“寻根”文**流相呼应,朦胧诗人杨炼和江河开始了“史诗”写作,把诗歌题材拓展到传统文明和神话故事这类题材。杨炼在九寨沟受**启示而作的长诗《诺日朗》(1983年)和江河重写中国神话的组诗《太阳和它的反光》(1985年)成为他们突破朦胧诗早期模式的代表作。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或许,当时的几位年轻诗人创办《今天》的时候,并未设想过这部刊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这部民间诗歌刊物,鼓舞了当时及之后的许多热爱诗歌的人,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回应时代。北岛、芒克、多多、顾城、杨炼……他们的创作,让中国出现了一场朦胧诗的“大爆炸”。今天分享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篇,纵览中国当代诗歌的流变以及朦胧诗的兴起。
把“朦胧诗”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起点,这可能是一种暧昧而吊诡的作法。“新时期”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是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潜在反抗,经历过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论争与对抗,“朦胧诗”却又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最有力的前卫。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朦胧诗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主流历史边缘化。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朦胧诗的一代已被文学史的洪流吞没。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顾城写出了他风格诡异的晚期杰作《鬼进城》等组诗,杨炼以《太阳与人》等诗集将对传统与与文化的冥想风格推向高峰,严力的短诗发展了他的机智旨趣和全球视野,而王小妮以尖锐直白的诗句来书写个人对生活的奇妙感知,成为当代女性诗人中最突出的代表。
有一个观察时段,九十年代后期,网络诗歌兴起,诗写者趋之若鹜,到零零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又急转直下,新诗群体**成小众而边缘化。这个时段,恰好是后朦胧诗兴起的时期。后朦胧诗派别中的一派,即“非非**”、“莽汉**”影响较大,延伸出来的“垃圾派”、“**”等流派诗写,逐渐被小众接受。这可能是造成大量写作新诗的群体分化,甚而远离新诗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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