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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蒲松龄的许多同乡先贤、子孙后辈等便提出了“道德劝惩说”来与之相对。为《聊斋志异》在正统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并对《聊斋志异》的继续写作和广泛流传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皆因从蒲松龄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聊斋志异》的看法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对《聊斋志异》的诠释和解读呈现出不同面貌。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除了鲜明地指出其“传奇法”的笔法特点，“志怪”的内容特点，突出肯定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但对其思想内容实际形成了某种“悬置”。根据众多学人和读者的感觉，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先生对蒲松龄写作该书的思想内容持“中立”态度，而是隐含了带有否定倾向的价值判断（有研究认为，鲁迅先生有所谓“劝惩之作，根本不配称小说”之论，我暂未佐证）。

（《聊斋志异》里有好多书生，狐妖鬼魅都爱书生——为什么？因为作者是书生啊；《格林童话》里有好多裁缝，裁缝们聪明勇敢，最后娶公主当国王（比书生还牛）可能讲故事的人多是裁缝吧？）

在这种情况下，《聊斋志异》经过他们的编选、刻印、传播，“以公同好”，也必将对世道人心有所助益。持有这种研究观点固然与他们的时代思想认识有关，而刻书者的身份也使得他们必须充分重视和宣传《聊斋志异》的**功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