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蒲松龄的许多同乡先贤、子孙后辈等便提出了“道德劝惩说”来与之相对。为《聊斋志异》在正统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并对《聊斋志异》的继续写作和广泛流传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皆因从蒲松龄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聊斋志异》的看法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对《聊斋志异》的诠释和解读呈现出不同面貌。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除了鲜明地指出其“传奇法”的笔法特点,“志怪”的内容特点,突出肯定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但对其思想内容实际形成了某种“悬置”。根据众多学人和读者的感觉,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先生对蒲松龄写作该书的思想内容持“中立”态度,而是隐含了带有否定倾向的价值判断(有研究认为,鲁迅先生有所谓“劝惩之作,根本不配称小说”之论,我暂未佐证)。
(《聊斋志异》里有好多书生,狐妖鬼魅都爱书生——为什么?因为作者是书生啊;《格林童话》里有好多裁缝,裁缝们聪明勇敢,最后娶公主当国王(比书生还牛)可能讲故事的人多是裁缝吧?)
在这种情况下,《聊斋志异》经过他们的编选、刻印、传播,“以公同好”,也必将对世道人心有所助益。持有这种研究观点固然与他们的时代思想认识有关,而刻书者的身份也使得他们必须充分重视和宣传《聊斋志异》的**功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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