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和周作人为什么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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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和周作人失和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纠纷。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家、教育家、**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又名周奎绶，后改名周作人，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氏兄弟母亲鲁瑞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

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举家搬到北京后，八道湾从鲁瑞改为羽太信子当家，兄弟挣钱一起花。鲁迅除了留点零用钱外，绝大部分收入都交给羽太信子。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气愤地写道：“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

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

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对于太太的大手大脚，“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周作人也曾经和羽太信子吵过，但羽太信子一旦装死，他就立马屈服软了。

苦的只能是鲁迅，兄弟两人每月600多大洋（当时这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6万元）的薪水都不够用，周作人又当甩手掌柜，只好鲁迅四处借债。鲁迅曾和许广平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

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此景此情下，挣钱主力鲁迅对花钱主力羽太信子很不满意，有所微词在所难免。

而羽太信子对鲁迅呢？鲁迅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过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因此，鲁迅与羽太信子的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